导读：在知识爆炸和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大学作为培养人才、推动科研和创新的重要基地，其作用和地位愈发凸显。然而，正如硬币的两面，大学在承担这些崇高使命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结构和文化上的挑战。今天，一读EDU（yidu_edu）与您分享林建华先生的文章，深刻剖析了大学在教育改革和治理体系变革中所表现出的保守性，以及这种“惰性”对大学发展的深远影响。这篇文章不仅是对大学本质的一次深刻反思，也是对教育改革和治理体系变革的一次重要讨论。
林建华，北京大学原校长、浙江大学原校长、重庆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第十一届、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曾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把教育、科技和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和人才引领驱动，从而加快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这不仅国家的教育和科技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是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聚集人才最重要的交汇之地，承担着提升国民素养、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质量、学术队伍和学术影响力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大学面临的任务将更加重要和艰巨，使命和责任也更加光荣。这也要求大学要不断反思，更加清醒地认识社会学术组织内在的特征与规律、优势与不足，不断推进大学各个领域的改革，增强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整体竞争力。
鲁迅曾有一段对北大的评价，至今还常常被提起。他讲：“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这是鲁迅在1925年，应北大学生会之邀，为北大27周年校庆写的一篇文章《我观北大》中的一句话。鲁迅的感慨，源自北大的变革和对旧势力不懈抗争。他还讲：北大“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的确如此，自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之后，北大冲破旧习，革除弊端，实行教授治校，广纳各方英才，从一所懒散腐朽的旧学堂，转变为充满生机活力的现代大学。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思想，像一股清流，打破了心灵枷锁，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北大站在了中国思想启蒙的最前沿。孕育了新文化，发起了“五四运动”，在中国最早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等等，如果从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贡献看，除了北大，在全世界“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了。
鲁迅对北大的评价，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大学都应当是富有变革精神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大学是相当保守的。特别当涉及学校的组织构架、教育模式、制度体系等基础性问题时，大学的“惰性”是相当惊人的。世界上恐怕还没有其他机构，能够把自己组织构架、组织文化和工作模式保持近千年不变，并以此为骄傲的。因此，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大学一直崇尚创新，也一直以鼓励和保护创新精神为己任，而且，大学每天都在不断地产生着新的社会思想、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但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大的“惰性”呢？这还是要从大学的底层逻辑说起。
01
大学“惰性”的缘由
我们先看看与大学相关的各利益群体的基本诉求。与大学教育相关的利益群体包括政府和社会公众，当然还有大学本身，以及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政府和社会公众是大学的主办者和资源的提供者，也是大学服务的对象。对于政府而言，大学的教育和学术研究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大学不仅应当提高国民的素养和品格，还要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学术支撑。而社会公众的诉求更加实际一些。因为人们的兴趣、秉性和志向各不相同，社会公众所希望的大学教育，应当是多样化的，应当是普惠的和有特色的，这样才能使所有学生为未来做好准备。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这些诉求，都是通过大学来实现的，而且，随着国家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大学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这要求大学必须要不断变革，增强活力，更好适应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和社会公众都是推动大学变革的外部力量。
大学的基本职责是保护和传承人类知识。随社会发展进步，大学的使命也在不断演化。从19世纪开始，大学与社会的结合更加紧密，其职责也逐步拓展，承担起了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的责任。但如果我们审视今天大学的制度和文化，就不难发现，其内在逻辑仍然是很传统的，与早期大学并没有太大差别。我们知道，最早的大学出现在欧洲，是由学生或教师自发建立的，其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保护教师和学生的安全与自由。因此，大学从一开始就是由学者主导的，并一直保持了高度的自治。从历史看，自治对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既规避了社会政治动荡的风险，也保护教师和学生的自由，使他们能安心学问。但这种为自我保护而建立起来的自治体系，也使大学具有很强的“惰性”，因为从本质上讲，大学是在用学者的民主共治，去保护学者个人的思想和创造自由。也就是说，大学制度和文化的核心逻辑是释放个人潜力，并不要求对特定学术观点或组织变革达成任何共识。
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问题所在。从底层逻辑看，大学的制度和文化体系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大学是创新的，不仅是学术上创新，还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但为了鼓励和保护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大学必须是自治的，也必须是由学者主导的；自治和学者主导，保护了学者的自由与大学的稳定性，但同时也意味着大学必然在组织上和文化上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如果用一句简单话概括：大学的“惰性”源于它对创新保护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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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性”的两重含义
对于大学而言，“惰性”具有双重特性，既有利，也有弊。在一个正常运行中的大学，它保护了学者的自由和创造性。但对于一个需要做出重大改变的大学，它可以阻碍大学的变革。如果一个大学完全独立和自治、受外界影响很小，其“惰性”可能会发展到极致，甚至可以摧毁大学自身。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的教会势力削弱，而民族国家尚未成熟，大学几乎是完全独立的。长期的养尊处优、悠闲自得，使大学失去了早期的开拓精神，一些学校裙带关系盛行，与权势沆瀣一气，变得非常保守。以至于在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随后的启蒙运动中，大学不仅没有任何贡献，反而成为旧传统势力的代表。很显然，经院主义统治下的旧大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和学术发展的要求。但是，根植于大学底层逻辑的“惰性”，使大学无法实现自身变革，只能依靠外部力量。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旧大学成为了革命的对象，所有的大学都被解散，代之以服务国家为使命的高等专科学校。拿破仑的大学变革，在摧毁旧大学的同时，也严重伤害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者的学术自由，因而并没有能够持续很久。但是，拿破仑大学应服务国家的思想，以及对旧大学的改造，动摇了欧洲的旧大学体系。在随后进行的德国大学改革中，洪堡在保持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基础上，加强了政府的支持和监管，革除了旧大学的弊端，建立起了现代大学治理的新模式。
在现代大学的治理体系中，大学仍然是独立和自治的，这是保障学者学术自由和学术创造性的前提。但大学的独立和自治不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了很大限制。首先，政府的影响和干预加大。随着知识的重要性增加，高等教育成为国家责任，很多国家的大学或接受政府资助，或完全转变为公立大学。政府通过设立教育和研究项目或直接的行政命令，推动和引导大学的变革和发展。其次，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学校的数量快速增加，大学之间的竞争也愈加激烈。任何一所大学要获得社会资源，必须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以满足社会公众的教育需求。竞争成为推动大学变革的重要力量。当然，这些外部因素还只是大学变革的必要条件。真正实现变革，还需要合理的大学内部管理体系，以及意志坚定和强有力的大学领导。
政府的干预可以促进大学的变革和发展，但如果把握不当，过度干预，也会伤害大学的独立和自治，进而限制或伤害大学的创造力和履行职责的能力。二战之后，欧洲社会的主要政治倾向是社会平等，而高等教育是社会平等的基础。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欧洲大学在很多方面都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不仅招生和收费政策，还包括教师的聘用和薪酬等等。上世纪60年代，欧洲爆发了争取民主和平等权利的学生运动。在学生的压力下，很多国家都改革了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教师、工作人员和学生都获得了平等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严格的政府监管和泛民主的管理方式，保障了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但同时也伤害了大学管理效率，使很多大学失去了竞争活力。从整体看，欧洲国家大学的教育和学术研究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但很显然，已经与美国有了一定差距。
美国的大学源于欧洲，早期也一直以欧洲的大学为榜样。作为移民国家，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和竞争，这对大学的治理理念有很大的影响。早期的美国大学主要是教会和社会力量举办的，以私立大学为主，后来才逐步建立起了州立大学体系。在治理上，美国大学多采取独立于政府的董事会制度。董事会成员主要是校友或社会知名人士，他们认同学校的抱负和目标，也乐于帮助大学发展。董事会负责选聘校长、决定学校重大事务和帮助学校筹措资金，但并不直接干预校长的工作和大学的日常运行。在美国的大学治理体制中，政府并不干预大学的运行，校长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使其可以根据自己的办学理念，改造、运行和发展大学。
任何国家的大学治理体系，都是基于所在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美国充分利用了自由和竞争的社会价值观念，建立起了市场竞争与政府宏观规范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激烈的竞争要求学校始终保持强烈的危机意识，以及对新需求、新机会的高度敏感性，抓住一切机会，把大学办的更好、更有特色。当然，大学之间的竞争也不是无序的，需要一定的管控和约束。这就要求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规划、办学规范和资源配置，使大学之间的竞争有序进行。尽管如此，过度竞争的问题仍然不时出现。例如，最近一些年，一些学校花重金聘请优秀学者，建设豪华校园环境，以吸进优秀学生和社会资源。这使美国的大学教育成本居高不下，给社会和学生造成了巨大的财务负担。另外，过度竞争也会促使学校将教育资源集中在热门领域，这也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03
大学变革的内在动力
合理的大学治理体系只是变革的外部环境，实现变革还需要合理的内部管理体系和杰出的领导。蔡元培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校长，他对大学的治理和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难能可贵的是，蔡元培校长是在异常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推进北大变革的。面对百废待兴的北大，蔡元培校长力推“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制度，建立教授评议会，民主审议和决定学校的重大事务。在早期的教授评议会中，持各种观点的教师都有，有力主新文化的，也有坚守旧文化的，有激进的，也有稳健的。很显然，这样一个评议会，是不可能对任何文化和学术观点达成共识的。但也许这恰恰是蔡元培校长希望的：从制度上保障“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这种制度文化，保护了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使各种社会思想在北大萌发成长。当然，北大当时的治理体系并不完善，特别是在社会动荡年代，人们是很难安下心来做学问和学习的。胡适先生曾回顾道：“我们今天反观北大的成绩，我们不能不感到许多歉意。我们不能不说：学校组织上虽有进步，而学术上很少有成绩。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几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但是，蔡元培校长的办学理念和制度设计，抓住了大学制度的核心逻辑，为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很好的制度和文化基础。
蔡元培
今天的大学变得异常庞大，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不但承担了多重职能，各群体的诉求也不尽相同，因而大学的“惰性”也更大一些。譬如，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核心使命和主要责任，但在研究型大学中，教师的首要诉求是个人学术发展，他们更忠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不是学校。有人曾笑称：当教师不再关注学生，就成为研究型大学了。因此，改变教师对学生和教学的冷漠状态，是研究型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很多欧美的研究型大学，都明确规定了教师的教学责任，薪酬也被视为教学工作的报酬，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教师的教学行为。但教学是一件很难评价的事情，教学改革更是一件需要高度责任感和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仅凭制度性压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创造激情、成就和荣誉。在以往的教育改革中，一般的套路是政府下文件立项目，学校写计划报方案，再把任务分解到各院系，最后写总结应付了事。实际上，如果没有真正调动院系和教师，改革只能是一头热，虽然各方看似都完成了任务，项目也做了验收，交了差，但没有真正解决教育的关键问题，看似轰轰烈烈，实际却虎头蛇尾。
根据一些学校的教育改革经验，在交叉学科领域设立专门的人才培养项目，是一种激发教师创造热情，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的好办法。北大通过设立了古典语文学、整合科学、古生物学、国际组织管理、国家发展研究等多个新教育项目，调动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荣誉感。重庆大学根据重庆市的产业特点，建立与企业合作（COOP模式）培养汽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项目，使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与企业紧密结合。这些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项目，不仅拓宽了学生学术视野，也为教师提供了一个机会，能够把自己的学术兴趣与教育理念结合并展示出来。对教师而言，教学不再仅仅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新的人才培养探索，从学生的成长和体验中，教师可以感受到所付心血的回报和成就。人们可能认为，跨学科教育项目仅仅是个例，而大学的人才培养仍然以传统专业为主。我以为，这可能正是中国大学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们的确需要传统的专业人才，但他们的培养不应只按一种固定模式，而应更加多样化、个性化。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都应当为学生开辟跨学科学习的通道，要使我们的大学教育成为师生共同探究、共同成长、激动人心的人生旅程。
引入竞争机制也是克服教学改革“惰性”的方式之一。在多数中国大学中，学生在入学前就选定了所学专业。而且，大量的专业课程和严密的教学安排，使学生很难在中途转系转专业。这种僵化的教学管理模式，不仅忽视了学生的兴趣和选择权利，也助长了院系和教师“惰性”。在最近的一次教学改革中，北大放开了限制，允许学生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课和转系转专业。学生的流动，给院系和教师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唤醒了他们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促使他们更加关注学生，更加关注教育，并努力改变教学内容和方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和成长体验。
04
总结
“惰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是保护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制度的必然后果，当然，它也反过来会阻碍大学的变革和创新。政府和市场竞争是推动大学变革的外部力量，但它们同样也具有两面性。政府过度干预和越俎代庖，会伤害学校的独立和治理能力；而过度竞争，也会使学校片面追求指标，偏离宗旨和初心，浪费宝贵的资源与精力。因此，在大学的改革中，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大学治理体系的底层逻辑，真正理解大学“惰性”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要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利用好竞争的推动作用，以破除大学改革障碍和“惰性”，但也不能过度干预大学的运行和管理，使大学失去对学术和教学自由的保护功能，这只会扼杀大学的创造潜力。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破除大学的“惰性”，还要在一定意义上保护大学的“惰性”。
原文刊载于《教育国际交流》2023年，第一期，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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