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小摊小贩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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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9-17 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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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队伍即日起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执法队伍大整顿活动，市民发现随意罚款等九大违纪行为时，可直接拨打96310进行举报。此外，市执法局将加强与市区纪检、监察部门的配合，严肃查处内部违规违纪案件。
执法规范化与市民和小摊小贩的关系密切相关。与小摊小贩之间的冲突每天都在街头上演。因此，大力整顿队伍成为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同时，也要让小摊小贩学会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依靠劳动谋生的公民，小摊小贩也有着私人财产不被随意侵犯的权利。
在所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个在街头卖爆米花的乡下老汉。他的爆米花很香很甜，很远就能闻到散发在空气中的诱人味道。有一天晚上路过的时候，我买了一袋。我问他为什么白天不出来卖，很多人都喜欢吃。他说白天有，晚上没有。有一次，把他的三轮车没收了，他交给他们300元钱后才要回来。我又问他们有没有向他出示执法证件，有没有开正规的罚款单。他说什么都没有，连一张罚款单也没给我。我们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谁懂这个啊？他们只要不把三轮车没收了就行。
农民从闭塞的农村来到大城市，他们有太多不知道的东西。他们不了解作为社会公器的法律，不知道执法还需要执法证件，还需要执法主体符合规范，以为只要穿着制服的人都能管理他们，“冒牌”也能耀武扬威。他们不一定知道罚款还需要执行“罚缴分离”的制度，以为只要是就有权收取罚款。他们也不一定知道一些“吃拿卡要”也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一系列的疑问道出一个事实：不仅需要让学会如何“文明执法”，也要让小摊小贩学会如何“依”。
任何一项行政管理活动，只有实现“双向互动”才能收到成效。既然能够开展“执法规范化”建设，也完全可以开设“小摊小贩法律”，让小摊小贩学会使用法律武器抵制“乱罚款”，抵制“吃拿卡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促使“执法规范化”建设落实到位。否则，当一些面对所谓“无知”的小摊小贩时，又会频频出现“暴力执法”现象；一旦小摊小贩的情绪失控，又会以“暴力”作为回应，后果不堪设想。
近日《南方周末》报道，小贩崔英杰杀死北京海淀副队长李志强案即将宣判。刑法学者认为崔为谋生受到处罚，激愤之下才杀人，适用死刑将不合适；反思的则是十年之久的执法是否有法可依；而一位干部表示崔英杰必须死，否则怎么执法？从某些的一贯作风来看，该干部之语恐怕不是出于一时口误。
在法治社会，司法机关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此外，任何法外因素都不应当动摇法治的根基。我国贯彻“依法治国”的原则，任何机构与个人都应严格遵守与法律的规定。崔英杰之罪是否当死，应由现行法律裁量，而决不应当为了便于执法，就要判决小贩崔英杰死罪。何况在“执法”本身的合法性也存在质疑的时候，更加没有理由一定要置小贩崔英杰于死地。
人的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不是所谓的“市容市貌”；可以说，善待小摊小贩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应有之义。可是，我们的市政管理者却将小摊小贩视为最大的麻烦，总是想着如何将其驱逐干净。
长期客居中国内地某大城市的Jakob先生回忆，起初，他最钟情的是路边摊贩的“大排档”，一顿汤、饭、菜俱全的晚餐不过七八元钱。后来，市政管理者为了整治市容市貌，将路边摊贩的“大排档”全部清理。他对此大为不解，觉得食摊被整顿走与市容市貌扯到一起有些滑稽。西方城市的街头食摊都是当地著名一景，不仅方便了市民，体现了该城市的人情味，还吸引了外来游客观光品尝当地风味。为何中国的市政管理者却反其道而行之？
队副队长李志强死于小贩崔英杰之手，首先是一起由于市政管理措施不当引发的社会悲剧，所以，小贩崔英杰是否当死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而禁止小摊小贩的制度是否合法或合理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小摊小贩问题也决非今日有之，是堵是疏，历史自有公论。据上海《黄浦区志》记载，1946年下半年，由于发动内战，造成农村破产，工厂倒闭，失业人数增多，成千上万的人只能在街头设摊，以获得一些微薄收入养家糊口，当时全市摊贩已达10万余人。1946年，上海市以设摊“有碍市容”、“妨碍交通”为由，于7月下令只准在指定地点设摊。8月2日又下令在黄浦老闸两区于8、9、10三个月内取缔所有摊贩。8月，开始拘捕摊贩，并没收货物，两区上万摊贩及其家属的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摊贩们为了争取生存便起来反抗。由于摊贩坚持斗争和广大人民的支持，市和市参议会不得不收回取缔摊贩的成命，释放被捕的摊贩，发还没收的货物。曾经高度赞扬此次群众抗暴斗争，连一些外国报刊也认为这次事件“应由负主要责任”。
“二二八事件”也肇始于街头摊贩血案。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查缉员查获一位四十岁寡妇林江迈的私烟，遂将其全部公私烟及现金悉数没收。林江迈尚有一儿一女，全依靠烟摊艰难度日，她苦苦哀求说：“如果全部没收的话我就没饭吃了，至少把钱和专卖局制造的香烟还给我吧……”但查缉员不予理会，当时围观民众很多，纷纷加入求情行列，林江迈情急，抱住查缉员不放，却遭查缉员以管打破头而鲜血直流。愤怒的围观群众与查缉员发生冲突，有无辜市民被当场打死，其状甚惨。其后，矛盾冲突逐步加剧，终于酿成大规模的群众。
历史教训不容忘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尊重与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尊重与保护小摊小贩的利益。
小贩崔英杰一案，难道市政管理者不应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吗？
据3月9日新华网报道，在上海、重庆等地对路边摊点部分解禁后，许多人都在观望北京会不会效仿，参会的代表委员们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此，北京市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正在研究商贩摆摊设点的问题。
去年北京曾经发生过一起令人痛惜的案件，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副队长与一个小摊贩。当北京市执法局研究商贩摆摊设点问题的时候，他们不可能不对此重大事件进行反思。如今，北京市执法局却急切希望纠正公众看待问题存在的偏差，他们认为北京的路边摊点一直都是放开的，似乎让建议开放部分路边摊点的处于无的放矢的境地。
北京市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说，在丰台区的部分地区目前就有很多地方允许摊贩早、晚利用停车场进行经营；大兴区每年的西瓜节期间，瓜农们就是在路边摆摊进行展示和销售的；去年冬天，海淀区就在冬季大白菜销售旺季的时候将商贩请进了社区。这些事情的确也是实际情况。譬如，笔者所住的小区门口有涮锅的、烤羊肉串的、卖水果的，也有直接在地上摆蔬菜或衣服卖的。
但是，为何与摊贩之间“猫和老鼠”的游戏又总是没完没了呢？与摊贩之间的冲突又总是不绝于耳呢？笔者以为，问题就出在具体的执法环节上。虽然路边摆摊为行规所禁止，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又没有完全禁止。也就是说，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有些市区禁止，有些市区不禁止；有些街区，可能今天禁止，明天就不禁止；对于同一个摊贩，可能被这个遇到了就会被罚款或没收财物，而另一个可能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其一条生路。
有一个卖羊肉和牛肉的流动摊贩经常来笔者所在的小区，他告诉笔者，他来北京三年了，但从没有来罚他的款。笔者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估计是他们看见我年龄大，是个老同志了，不想再罚款了。有一次，我把200元罚款递给，一摆手，说：‘算了，你快走吧。’”笔者不禁感慨万分，人心果然都是肉长的，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啊。
但不论如何，北京的“没有完全禁止”属于禁令下的执行开明，而不是没有禁令。在此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是，一方面“猫和老鼠”的游戏还在继续；另一方面，也会偶尔出现与摊贩和睦相处的大好局面。所以，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解除禁令，至少是解除部分禁令，让路边摊贩名正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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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队伍即日起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执法队伍大整顿活动，市民发现随意罚款等九大违纪行为时，可直接拨打96310进行举报。此外，市执法局将加强与市区纪检、监察部门的配合，严肃查处内部违规违纪案件。
执法规范化与市民和小摊小贩的关系密切相关。与小摊小贩之间的冲突每天都在街头上演。因此，大力整顿队伍成为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同时，也要让小摊小贩学会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依靠劳动谋生的公民，小摊小贩也有着私人财产不被随意侵犯的权利。
在所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个在街头卖爆米花的乡下老汉。他的爆米花很香很甜，很远就能闻到散发在空气中的诱人味道。有一天晚上路过的时候，我买了一袋。我问他为什么白天不出来卖，很多人都喜欢吃。他说白天有，晚上没有。有一次，把他的三轮车没收了，他交给他们300元钱后才要回来。我又问他们有没有向他出示执法证件，有没有开正规的罚款单。他说什么都没有，连一张罚款单也没给我。我们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谁懂这个啊？他们只要不把三轮车没收了就行。
农民从闭塞的农村来到大城市，他们有太多不知道的东西。他们不了解作为社会公器的法律，不知道执法还需要执法证件，还需要执法主体符合规范，以为只要穿着制服的人都能管理他们，“冒牌”也能耀武扬威。他们不一定知道罚款还需要执行“罚缴分离”的制度，以为只要是就有权收取罚款。他们也不一定知道一些“吃拿卡要”也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一系列的疑问道出一个事实：不仅需要让学会如何“文明执法”，也要让小摊小贩学会如何“依”。
任何一项行政管理活动，只有实现“双向互动”才能收到成效。既然能够开展“执法规范化”建设，也完全可以开设“小摊小贩法律”，让小摊小贩学会使用法律武器抵制“乱罚款”，抵制“吃拿卡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促使“执法规范化”建设落实到位。否则，当一些面对所谓“无知”的小摊小贩时，又会频频出现“暴力执法”现象；一旦小摊小贩的情绪失控，又会以“暴力”作为回应，后果不堪设想。
近日《南方周末》报道，小贩崔英杰杀死北京海淀副队长李志强案即将宣判。刑法学者认为崔为谋生受到处罚，激愤之下才杀人，适用死刑将不合适；反思的则是十年之久的执法是否有法可依；而一位干部表示崔英杰必须死，否则怎么执法？从某些的一贯作风来看，该干部之语恐怕不是出于一时口误。
在法治社会，司法机关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此外，任何法外因素都不应当动摇法治的根基。我国贯彻“依法治国”的原则，任何机构与个人都应严格遵守与法律的规定。崔英杰之罪是否当死，应由现行法律裁量，而决不应当为了便于执法，就要判决小贩崔英杰死罪。何况在“执法”本身的合法性也存在质疑的时候，更加没有理由一定要置小贩崔英杰于死地。
人的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不是所谓的“市容市貌”；可以说，善待小摊小贩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应有之义。可是，我们的市政管理者却将小摊小贩视为最大的麻烦，总是想着如何将其驱逐干净。
长期客居中国内地某大城市的Jakob先生回忆，起初，他最钟情的是路边摊贩的“大排档”，一顿汤、饭、菜俱全的晚餐不过七八元钱。后来，市政管理者为了整治市容市貌，将路边摊贩的“大排档”全部清理。他对此大为不解，觉得食摊被整顿走与市容市貌扯到一起有些滑稽。西方城市的街头食摊都是当地著名一景，不仅方便了市民，体现了该城市的人情味，还吸引了外来游客观光品尝当地风味。为何中国的市政管理者却反其道而行之？
队副队长李志强死于小贩崔英杰之手，首先是一起由于市政管理措施不当引发的社会悲剧，所以，小贩崔英杰是否当死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而禁止小摊小贩的制度是否合法或合理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小摊小贩问题也决非今日有之，是堵是疏，历史自有公论。据上海《黄浦区志》记载，1946年下半年，由于发动内战，造成农村破产，工厂倒闭，失业人数增多，成千上万的人只能在街头设摊，以获得一些微薄收入养家糊口，当时全市摊贩已达10万余人。1946年，上海市以设摊“有碍市容”、“妨碍交通”为由，于7月下令只准在指定地点设摊。8月2日又下令在黄浦老闸两区于8、9、10三个月内取缔所有摊贩。8月，开始拘捕摊贩，并没收货物，两区上万摊贩及其家属的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摊贩们为了争取生存便起来反抗。由于摊贩坚持斗争和广大人民的支持，市和市参议会不得不收回取缔摊贩的成命，释放被捕的摊贩，发还没收的货物。曾经高度赞扬此次群众抗暴斗争，连一些外国报刊也认为这次事件“应由负主要责任”。
“二二八事件”也肇始于街头摊贩血案。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查缉员查获一位四十岁寡妇林江迈的私烟，遂将其全部公私烟及现金悉数没收。林江迈尚有一儿一女，全依靠烟摊艰难度日，她苦苦哀求说：“如果全部没收的话我就没饭吃了，至少把钱和专卖局制造的香烟还给我吧……”但查缉员不予理会，当时围观民众很多，纷纷加入求情行列，林江迈情急，抱住查缉员不放，却遭查缉员以管打破头而鲜血直流。愤怒的围观群众与查缉员发生冲突，有无辜市民被当场打死，其状甚惨。其后，矛盾冲突逐步加剧，终于酿成大规模的群众。
历史教训不容忘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尊重与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尊重与保护小摊小贩的利益。
小贩崔英杰一案，难道市政管理者不应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吗？
据3月9日新华网报道，在上海、重庆等地对路边摊点部分解禁后，许多人都在观望北京会不会效仿，参会的代表委员们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此，北京市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正在研究商贩摆摊设点的问题。
去年北京曾经发生过一起令人痛惜的案件，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副队长与一个小摊贩。当北京市执法局研究商贩摆摊设点问题的时候，他们不可能不对此重大事件进行反思。如今，北京市执法局却急切希望纠正公众看待问题存在的偏差，他们认为北京的路边摊点一直都是放开的，似乎让建议开放部分路边摊点的处于无的放矢的境地。
北京市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说，在丰台区的部分地区目前就有很多地方允许摊贩早、晚利用停车场进行经营；大兴区每年的西瓜节期间，瓜农们就是在路边摆摊进行展示和销售的；去年冬天，海淀区就在冬季大白菜销售旺季的时候将商贩请进了社区。这些事情的确也是实际情况。譬如，笔者所住的小区门口有涮锅的、烤羊肉串的、卖水果的，也有直接在地上摆蔬菜或衣服卖的。
但是，为何与摊贩之间“猫和老鼠”的游戏又总是没完没了呢？与摊贩之间的冲突又总是不绝于耳呢？笔者以为，问题就出在具体的执法环节上。虽然路边摆摊为行规所禁止，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又没有完全禁止。也就是说，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有些市区禁止，有些市区不禁止；有些街区，可能今天禁止，明天就不禁止；对于同一个摊贩，可能被这个遇到了就会被罚款或没收财物，而另一个可能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其一条生路。
有一个卖羊肉和牛肉的流动摊贩经常来笔者所在的小区，他告诉笔者，他来北京三年了，但从没有来罚他的款。笔者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估计是他们看见我年龄大，是个老同志了，不想再罚款了。有一次，我把200元罚款递给，一摆手，说：‘算了，你快走吧。’”笔者不禁感慨万分，人心果然都是肉长的，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啊。
但不论如何，北京的“没有完全禁止”属于禁令下的执行开明，而不是没有禁令。在此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是，一方面“猫和老鼠”的游戏还在继续；另一方面，也会偶尔出现与摊贩和睦相处的大好局面。所以，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解除禁令，至少是解除部分禁令，让路边摊贩名正言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