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细雨中呼喊》里死亡的人物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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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6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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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07 18:45
余华是为数众多的先锋作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随着《一个地主的死》《活着》《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等小说的陆续面世,作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新潮作家代表的余华,悄悄开始了他个人艺术道路上的“转型”。在这次“转型”中,余华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实践的各个层面均对自己的创作道路进行了反思。80年代可以说是余华小说“先锋时期”的极端性写作阶段。“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1],在总结自己80年代那些充满暴力和血腥的*性写作之时,余华这样说。在《死亡叙述》《一九八六年》《古典爱情》《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等作品中,余华以他的如梦如烟的故事网络构置,循环往复的情节叙述,冷漠甚至冷酷的语言所带来的叙事张力,提供给读者一个阴森、恐怖的世界,里面充斥着“阴谋”、“杀戮”、“血腥”、“暴力”和“荒诞”,叙述出了血淋淋的真实。90年代,余华一改他先前那种保持距离的冷漠的叙述风格,而代之以充满亲切温情的叙述话语,而且他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渐趋缓和,他的民间情怀主宰了这一时期的情节叙述,但真实依然是他叙事的第一要义。对生命的真实过程和意义的关注、思考成为余华90年代小说的公共主题。《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活着》这三部作品则更是把人类从童年到壮年然后到老年共有的经验作了很好的叙述,写出了生命的真实过程和意义。人类的真实的成长过程其实是一次孤独的行程。《在细雨中呼喊》叙述了童年那种不被关注、缺乏尊重,人格与感受俱遭忽略的真实成长状态。庸众在“理所当然”地取消儿童、少年人格之后对现实的人的漠视甚至肆无忌惮的欺凌,使得儿童和少年在“细雨中呼喊”却杳无应答。
孤独的心灵无所依托,充满恐惧和焦灼。当被遗弃、被隔离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孤独感降临在一个孩子的身上时,他所需要的承受力必定要远远超过*,尤其是所有这些境遇的制造者恰恰是他最亲近的人——父亲、母亲、兄弟。如果说这种“被弃”带来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疼痛,那么,诸如被哥哥打破脑袋却又被诬陷伤害了弟弟,最终被父亲绑在树上一阵毒打的悲惨遭遇给“我”带来的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孙光林孤独无依,为了消解这种孤独,他寻求友情依靠,然而所有的朋友都与他“好景不长”,老师对他不断施以欲擒故纵的折磨而全然无视他身体和心灵的痛苦;继父为了自己的尊严而自杀身亡,继母为了苟延残喘而乘船远去,二人均忽略了他的存在;亲生父母则认为他是“灾星”而迫使他游离于家庭和众人之外———彻头彻尾的孤独无依构成孙光林生命成长历程的真实。小说中被母亲抛弃的鲁鲁,被父亲抛弃的国庆,被“城里人”抛弃的孙光平——所有被忽略的缺乏尊重的儿童和少年都睁着无助的眼睛茫然回顾内心深处迸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喊,这一切均反复证明着成长过程中现实的残酷和孤独的痛楚。生命的意义是余华着力探索的一个本体性问题。
90年代的余华平*识非常强烈:“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放下自己所谓知识分子的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认为你高人一等。有的人跟我说,最近有一本书写得怎么好,是嘲笑小市民的。我一听就反感,不愿读,因为我觉得这是个立场问题。”[2]平*识的余华最关注的是像许三观、福贵这样生活在最底层贫乏之至的农民和市民的最低限度的人生追求以及他们面对死亡和生存时的典型选择。对于这些底层百姓而言,生命生存的意义就是“活着”,就是“忍受”,人活着就是受苦,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必须忍受隔膜、伤害、亲情的丧失,理想的覆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3]他相信,在这些底层农民和市民中,“绝望”是“不存在”的。“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部小说可以说都是余华对人生意义思索的结果。在余华看来,对于最底层的农民和市民而言,生存的过程其实是不断遭遇苦难甚至死亡的过程。“《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担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话: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死亡无疑是“巨大的苦难”的终极,其在本文中显示出的巨大话语价值会让每一位力求探索生命意义的作家加以理性的审视。在《活着》里,福贵不断地遭遇亲人的死亡,所有的亲人都一个个离福贵而去:儿子因为输血过量而死亡,女儿在生产时死于大出血,妻子不久也离开了人世,女婿又在一次建筑事故中被砸死,留下老人和活泼可爱的外孙,但是最后,这个可爱的孩子在饥荒的年代中因为贪吃豆子而胀死,将孤独而凄凉的晚景彻彻底底地留给了福贵。死亡是福贵生命中无法摆脱的悲剧。但每一次亲人死亡,对福贵而言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都是福贵生命的一种直接体验。面对亲人的死亡,福贵的所有痛楚的惟一的表达方式是“眼泪”。“《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我爹死后,我像是染上了瘟疫一样浑身无力,整日坐在茅屋前的地上,一会儿眼泪汪汪,一会儿唉声叹气。“我站在门口上脑袋一垂,眼泪便刷刷地流了出来。“脑袋里,黑乎乎一片,只有眼泪哗哗地掉了下来。“我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我的眼泪就出来了,掉在她(家珍)脸上。“我一听说二喜出事了被送到医院里,马上就哭了。“想到苦根会不会是死,这么一想,我忍不住哭了起来。”然而,人生的苦难,亲人的死亡并没有使得福贵“绝望”,《活着》“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福贵的生命并没有因为苦难和死亡而崩溃,生命在经历一次次的死亡与眼泪后,其精神指归却升华到了更高层次的“活着”。因此,福贵面对死亡时的深层次情绪逐渐出现了转机,悲凉的气氛在冷静的叙述中一点点消解——“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福贵讲述他妻子死亡时,一脸宁静:“家珍死得很好”。福贵的败家导致了家庭的噩运,亲人的死亡使福贵饱受命运的惩罚和打击,但最终在“经过太多的苦难和见过过多的死亡的他却渐渐变得坦然、平静”[4]。
孤独年老的福贵踏踏实实地做人,乐观幽默,达观洒脱,高唱“皇帝选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等歌谣逍遥自在的活着。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这个人物和福贵一样,也是个生活在底层的小市民。他顽强、善良、坚韧、富有生命力。面对苦难他有着极强的承担能力和从容应对的态度。许三观从小就成了孤儿,一生与苦难相伴。他朴素、单纯而勇敢地对抗一次次的苦难,保护自己和家人。作为一个苦难的“承受者”,与福贵有所不同的是,福贵的苦难来自外在的亲人的丧亡,许三观则拿自身的生命作资本(卖血) 来承受苦难的袭击。自从跟别人学会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之后,在每一个艰难时刻,丝厂送茧工许三观都是靠出卖血液来渡过难关:为促成自己的婚姻而卖血,为儿子支付别人的医药费而卖血,为饥荒之年的生活而卖血,为讨好儿子的生产队长而卖血。更悲壮的也给我们带来最深刻的疼痛感的细节是,为筹集大儿子一乐的医药费,许三观在去上海的途中一次又一次地连续卖血——在寒冷的冬天里,许三观将冰冷刺骨的发绿的河水一碗碗地灌进肚子里,然后浑身颤抖地走在通往医院的积雪的路上,一次次的卖血使得许三观的身体一次次地虚弱下去,一度几乎丧失性命。他九次卖血既是小说的主要情节线,也是他人生的全部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对许三观来说,他对付世界的惟一方式就是“卖血”,但每一次卖血在余华笔下却又有着不同的风貌、不同的人生内涵和不同的文本意义。血是“生命之源”,但许三观恰恰以对“生命”的出卖完成了对于生命的拯救和尊重,完成了自我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确认。他的血是越卖越淡,但他的生命力却越来越强盛。他的血是为家庭、为子女、为妻子而卖的,他的生命自然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延续。小说最后,许三观想为自己卖一次血时,卖血实际上已经升华成了一种人生仪式和人性仪式。对许三观而言,生命的真实过程就在这一次次卖血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余华就是这样一个能以极度的冷静来表达极度生存状态下的人道主义的作家。他认识到只有对世界的理解而不是构造才是“高尚”的。所以他以“高尚的写作”替换了“虚伪的作品”,努力做到“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5]。
生存是苦难的,但每一个人物都拥有一种他自己的化解苦难的方式。直面苦难,福贵并没有因为如此凄惨的一生和如此凄凉的晚景而拒绝生存,他以自己坚韧乐观的精神承受并超越了一切的灾难。他在“一家人天天在一起”的最朴实的愿望最终破灭之际,坦然承受了命运和死亡。透过福贵与老黄牛相依为命的生存状态,听着他与老牛的奇特的“对话”和福贵粗哑的歌谣,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福贵超越苦难后的宁静、平和、自足的生命状态。“轮到自己死亡时,安安心心死就是”,“我在枕头底压了十元钱”,“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他展示了活着的最高人生姿态。许三观卖血是迫于无奈,但卖血也是一种主动行为,暗示着一种慷慨付出和积极争取的内心力量。在许三观那里,卖血是他摆脱困境的惟一方式,而在这个具体的行为操作背后,是许三观对世界对生命对家人的爱、理解和因此而产生的一种本能的牺牲精神。在可能拯救的条件下,许三观赴上海途中,令人震撼的一路卖血便成为《许三观卖血记》展示的最高人生姿态。虽然福贵和许三观都不可能像尼采宣称的生命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人生,但小说的叙述表明步入老境的福贵和许三观无疑都发现了活着的美好。《在微风细雨中呼喊》中余华这样写道“我是那样崇拜生命在我体内流淌的声音。除了生命本身,我再也找不出活下去的另外理由了。”
所以生命的真实意义就在于“活着”。活着就是一切。生命是孤独的,人类的生存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遭遇苦难甚至直面死亡的过程,而生命就在对死亡与苦难的不断超越中升华。生相对死而言是一种永恒的强大。这是一个神圣而庄严的哲学文化命题。透过《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我们可以看到余华在这些小说中寻求到了一条人类精神超越历史困境,超越生命苦难的自我救赎之路,找到了一个民族生生不息、永不屈服的精神。
很详细,慢慢看吧.
楼下的不要抄我的啊!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1-07 18:46
当然是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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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07 18:45
余华是为数众多的先锋作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随着《一个地主的死》《活着》《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等小说的陆续面世,作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新潮作家代表的余华,悄悄开始了他个人艺术道路上的“转型”。在这次“转型”中,余华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实践的各个层面均对自己的创作道路进行了反思。80年代可以说是余华小说“先锋时期”的极端性写作阶段。“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1],在总结自己80年代那些充满暴力和血腥的*性写作之时,余华这样说。在《死亡叙述》《一九八六年》《古典爱情》《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等作品中,余华以他的如梦如烟的故事网络构置,循环往复的情节叙述,冷漠甚至冷酷的语言所带来的叙事张力,提供给读者一个阴森、恐怖的世界,里面充斥着“阴谋”、“杀戮”、“血腥”、“暴力”和“荒诞”,叙述出了血淋淋的真实。90年代,余华一改他先前那种保持距离的冷漠的叙述风格,而代之以充满亲切温情的叙述话语,而且他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渐趋缓和,他的民间情怀主宰了这一时期的情节叙述,但真实依然是他叙事的第一要义。对生命的真实过程和意义的关注、思考成为余华90年代小说的公共主题。《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活着》这三部作品则更是把人类从童年到壮年然后到老年共有的经验作了很好的叙述,写出了生命的真实过程和意义。人类的真实的成长过程其实是一次孤独的行程。《在细雨中呼喊》叙述了童年那种不被关注、缺乏尊重,人格与感受俱遭忽略的真实成长状态。庸众在“理所当然”地取消儿童、少年人格之后对现实的人的漠视甚至肆无忌惮的欺凌,使得儿童和少年在“细雨中呼喊”却杳无应答。
孤独的心灵无所依托,充满恐惧和焦灼。当被遗弃、被隔离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孤独感降临在一个孩子的身上时,他所需要的承受力必定要远远超过*,尤其是所有这些境遇的制造者恰恰是他最亲近的人——父亲、母亲、兄弟。如果说这种“被弃”带来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疼痛,那么,诸如被哥哥打破脑袋却又被诬陷伤害了弟弟,最终被父亲绑在树上一阵毒打的悲惨遭遇给“我”带来的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孙光林孤独无依,为了消解这种孤独,他寻求友情依靠,然而所有的朋友都与他“好景不长”,老师对他不断施以欲擒故纵的折磨而全然无视他身体和心灵的痛苦;继父为了自己的尊严而自杀身亡,继母为了苟延残喘而乘船远去,二人均忽略了他的存在;亲生父母则认为他是“灾星”而迫使他游离于家庭和众人之外———彻头彻尾的孤独无依构成孙光林生命成长历程的真实。小说中被母亲抛弃的鲁鲁,被父亲抛弃的国庆,被“城里人”抛弃的孙光平——所有被忽略的缺乏尊重的儿童和少年都睁着无助的眼睛茫然回顾内心深处迸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喊,这一切均反复证明着成长过程中现实的残酷和孤独的痛楚。生命的意义是余华着力探索的一个本体性问题。
90年代的余华平*识非常强烈:“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放下自己所谓知识分子的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认为你高人一等。有的人跟我说,最近有一本书写得怎么好,是嘲笑小市民的。我一听就反感,不愿读,因为我觉得这是个立场问题。”[2]平*识的余华最关注的是像许三观、福贵这样生活在最底层贫乏之至的农民和市民的最低限度的人生追求以及他们面对死亡和生存时的典型选择。对于这些底层百姓而言,生命生存的意义就是“活着”,就是“忍受”,人活着就是受苦,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必须忍受隔膜、伤害、亲情的丧失,理想的覆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3]他相信,在这些底层农民和市民中,“绝望”是“不存在”的。“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部小说可以说都是余华对人生意义思索的结果。在余华看来,对于最底层的农民和市民而言,生存的过程其实是不断遭遇苦难甚至死亡的过程。“《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担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话: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死亡无疑是“巨大的苦难”的终极,其在本文中显示出的巨大话语价值会让每一位力求探索生命意义的作家加以理性的审视。在《活着》里,福贵不断地遭遇亲人的死亡,所有的亲人都一个个离福贵而去:儿子因为输血过量而死亡,女儿在生产时死于大出血,妻子不久也离开了人世,女婿又在一次建筑事故中被砸死,留下老人和活泼可爱的外孙,但是最后,这个可爱的孩子在饥荒的年代中因为贪吃豆子而胀死,将孤独而凄凉的晚景彻彻底底地留给了福贵。死亡是福贵生命中无法摆脱的悲剧。但每一次亲人死亡,对福贵而言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都是福贵生命的一种直接体验。面对亲人的死亡,福贵的所有痛楚的惟一的表达方式是“眼泪”。“《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我爹死后,我像是染上了瘟疫一样浑身无力,整日坐在茅屋前的地上,一会儿眼泪汪汪,一会儿唉声叹气。“我站在门口上脑袋一垂,眼泪便刷刷地流了出来。“脑袋里,黑乎乎一片,只有眼泪哗哗地掉了下来。“我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我的眼泪就出来了,掉在她(家珍)脸上。“我一听说二喜出事了被送到医院里,马上就哭了。“想到苦根会不会是死,这么一想,我忍不住哭了起来。”然而,人生的苦难,亲人的死亡并没有使得福贵“绝望”,《活着》“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福贵的生命并没有因为苦难和死亡而崩溃,生命在经历一次次的死亡与眼泪后,其精神指归却升华到了更高层次的“活着”。因此,福贵面对死亡时的深层次情绪逐渐出现了转机,悲凉的气氛在冷静的叙述中一点点消解——“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福贵讲述他妻子死亡时,一脸宁静:“家珍死得很好”。福贵的败家导致了家庭的噩运,亲人的死亡使福贵饱受命运的惩罚和打击,但最终在“经过太多的苦难和见过过多的死亡的他却渐渐变得坦然、平静”[4]。
孤独年老的福贵踏踏实实地做人,乐观幽默,达观洒脱,高唱“皇帝选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等歌谣逍遥自在的活着。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这个人物和福贵一样,也是个生活在底层的小市民。他顽强、善良、坚韧、富有生命力。面对苦难他有着极强的承担能力和从容应对的态度。许三观从小就成了孤儿,一生与苦难相伴。他朴素、单纯而勇敢地对抗一次次的苦难,保护自己和家人。作为一个苦难的“承受者”,与福贵有所不同的是,福贵的苦难来自外在的亲人的丧亡,许三观则拿自身的生命作资本(卖血) 来承受苦难的袭击。自从跟别人学会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之后,在每一个艰难时刻,丝厂送茧工许三观都是靠出卖血液来渡过难关:为促成自己的婚姻而卖血,为儿子支付别人的医药费而卖血,为饥荒之年的生活而卖血,为讨好儿子的生产队长而卖血。更悲壮的也给我们带来最深刻的疼痛感的细节是,为筹集大儿子一乐的医药费,许三观在去上海的途中一次又一次地连续卖血——在寒冷的冬天里,许三观将冰冷刺骨的发绿的河水一碗碗地灌进肚子里,然后浑身颤抖地走在通往医院的积雪的路上,一次次的卖血使得许三观的身体一次次地虚弱下去,一度几乎丧失性命。他九次卖血既是小说的主要情节线,也是他人生的全部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对许三观来说,他对付世界的惟一方式就是“卖血”,但每一次卖血在余华笔下却又有着不同的风貌、不同的人生内涵和不同的文本意义。血是“生命之源”,但许三观恰恰以对“生命”的出卖完成了对于生命的拯救和尊重,完成了自我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确认。他的血是越卖越淡,但他的生命力却越来越强盛。他的血是为家庭、为子女、为妻子而卖的,他的生命自然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延续。小说最后,许三观想为自己卖一次血时,卖血实际上已经升华成了一种人生仪式和人性仪式。对许三观而言,生命的真实过程就在这一次次卖血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余华就是这样一个能以极度的冷静来表达极度生存状态下的人道主义的作家。他认识到只有对世界的理解而不是构造才是“高尚”的。所以他以“高尚的写作”替换了“虚伪的作品”,努力做到“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5]。
生存是苦难的,但每一个人物都拥有一种他自己的化解苦难的方式。直面苦难,福贵并没有因为如此凄惨的一生和如此凄凉的晚景而拒绝生存,他以自己坚韧乐观的精神承受并超越了一切的灾难。他在“一家人天天在一起”的最朴实的愿望最终破灭之际,坦然承受了命运和死亡。透过福贵与老黄牛相依为命的生存状态,听着他与老牛的奇特的“对话”和福贵粗哑的歌谣,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福贵超越苦难后的宁静、平和、自足的生命状态。“轮到自己死亡时,安安心心死就是”,“我在枕头底压了十元钱”,“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他展示了活着的最高人生姿态。许三观卖血是迫于无奈,但卖血也是一种主动行为,暗示着一种慷慨付出和积极争取的内心力量。在许三观那里,卖血是他摆脱困境的惟一方式,而在这个具体的行为操作背后,是许三观对世界对生命对家人的爱、理解和因此而产生的一种本能的牺牲精神。在可能拯救的条件下,许三观赴上海途中,令人震撼的一路卖血便成为《许三观卖血记》展示的最高人生姿态。虽然福贵和许三观都不可能像尼采宣称的生命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人生,但小说的叙述表明步入老境的福贵和许三观无疑都发现了活着的美好。《在微风细雨中呼喊》中余华这样写道“我是那样崇拜生命在我体内流淌的声音。除了生命本身,我再也找不出活下去的另外理由了。”
所以生命的真实意义就在于“活着”。活着就是一切。生命是孤独的,人类的生存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遭遇苦难甚至直面死亡的过程,而生命就在对死亡与苦难的不断超越中升华。生相对死而言是一种永恒的强大。这是一个神圣而庄严的哲学文化命题。透过《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我们可以看到余华在这些小说中寻求到了一条人类精神超越历史困境,超越生命苦难的自我救赎之路,找到了一个民族生生不息、永不屈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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