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流三：瓦釜雷鸣，平民阶层崛起
墨子曰：“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
荀子曰：“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
两位“子”字头的宗师，都宣扬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反对扼杀社会活力的阶级固化，矛头直指以世卿世禄制为核心的贵族政治。但不同的是，这种彻底的尚贤理念对于活在春秋晚期的墨子来说，只是个未完成的目标；对于活在战国晚期的荀子而言，却是普遍的社会现实。毕竟俩人相隔差不多两百余年，中间还有三波变法浪潮涌过。
春秋诸侯都经历过贵族政治阶段。卿大夫家族世袭官爵，垄断各种资源。当时的平民子弟最多能给贵族当陪臣，极难凭借才能改换门庭。就连孔子也曾经吃过世卿世禄的苦头。
孔子的父亲是鲁国陬邑大夫叔梁纥，但他是私生子，且父母去世早，没享受到多少贵族子弟的特权。相反，当他以“士”（周礼中最低级别的贵族）身份参加鲁国权贵季氏的“飨士”宴会时，季氏家臣阳虎却说他连“士”的资格也没有。这件事改变了孔子的一生。他本着“有教无类”的方针兴办私学，培养了许多不同出身的弟子。他的学生在不少国家参政讲学，由此开启了知识下移与平民崛起的先河。
从根本上讲，墨子与荀子的尚贤理论源于平民阶层崛起的时代潮流。
在过去，贵族垄断教育，掌握着普通平民所不具备的知识技能。所以，他们能凭借这个优势保持世袭官职的特权。然而，自从礼崩乐坏后，许多中低级贵族——“士”走向衰落，如同孔子那样跌入了平民阶层。他们将文武学问传播于大众，无意中把“士”的内涵外延扩大化了。这一轮知识下移运动，让农工商阶层涌现出无数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他们和那些没落贵族的后裔就是后人所说的“布衣之士”。
布衣士人群体的形成，彻底动摇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日益僵化的世袭贵族不再具备业务能力上的天然优势，只是凭借着陈旧的世卿世禄制来维系自己的特权。
与此同时，生产力发展破坏了井田制，让贵族政治的经济基础大大受损。各国纷纷把田地授予原先依附于贵族的民众及农奴，制造大量由官府直接管理的自耕农。这也大大提升了平民阶层的地位。
此外，诸侯纷争也从争霸战争阶段进入了兼并战争阶段。以贵族为主体的战车兵逐渐衰落，以平民为主体的步兵地位上升。春秋以车战为主，步兵（当时称为“徒”）只是从属，论军功排不上号。战国则不然，步兵成为战斗的主力。为了扩大兵源，各国纷纷采取了普遍征兵制，舍弃从前将贵族作为主要兵源的做法。这从客观上要求国家改善平民阶层的待遇，用新的激励机制（如军功爵）来鼓舞他们的士气。
总之，世袭贵族阶层走向没落，平民阶层全方面崛起，是春秋以来不可逆转的趋势。不能满足新兴阶层的发展需要，就会落后于时代，被勇于变革的竞争对手痛扁。秦国被魏国夺走河西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若想扭转乾坤，唯有比敌国更加厚遇布衣士人群体及整个平民阶层。
潮流四：百家竞争，游士成风
旧秩序已崩溃，新秩序正在形成。各阶层都卷入了铁血大争，努力探寻着乱世中的生存之道。诸子百家学派由此诞生，并在列国讲学授徒，将本门研究出的救世方案广泛传播。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气象。百家士子为了施展抱负，不断游说诸侯，以求获得推行长策大计的机遇。借用李斯的话来说，战国时代是“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
于是乎，四方诸侯一面用严密的户籍制度加强对庶民的控制，另一方面又默契地让天下士子自由流动，以便搜求各种人才。卫国布衣士子吴起、卫鞅的经历，就是这股潮流的经典注解。
吴起“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后又到鲁国拜儒家名士曾子为师，为鲁国效力。由于遭到鲁君猜忌，吴起西行魏国，得到了魏文侯的重用，立下了许多功勋，包括攻占秦国河西地。再后来，吴起因拒绝与公主成婚而失去了魏武侯的信任，不得不离开魏国。他被楚悼王任命为令尹，对内变法，对外征战，一时间诸侯患楚之强。遗憾的是，楚悼王死后，吴起被守旧派世族设伏击杀。
卫鞅少年时入魏游学，做了魏国丞相公叔痤的中庶子。公叔痤临终前向魏惠王举荐他接自己的班，还说如果不用就必须杀死。但说完这话，公叔痤后悔了，又劝卫鞅逃走。卫鞅冷静地判断，魏惠王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他后来到秦国，也是因为看到了秦孝公的《求贤令》。
可见，当时的布衣士人既有建功立业、光大门庭的强烈愿望，也有“合则留，不合则去”的高傲风骨。假如在这个国家没有机遇，他们就会跳槽到另一个国家。
后世嘲讽他们是“朝秦暮楚”没节操，但在战国时人眼中，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由双选。假如游说对象没有明君的见识，缺乏雄主的魄力，又何必在他身上浪费精神？君择臣以能，臣择君以明，相互考察，合则同舟共济，不合自然是好聚好散最妥当。布衣士人群体不同于列国贵族与普通乡民，他们奉行的是“天下主义”世界观，畛域之见比较少。只要是华夏文明圈内的诸侯国，都属于备选对象。投奔四夷（如匈奴、东胡）才是真正的越过红线。
在群雄争天下的每一场战争、每一次外交，都少不了百家游士的身影。甚至可以说，遍及朝野的百家游士，是战国风云变幻的主导力量。对于这点，商鞅感到神烦。
《商君书·农战》：“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
没错，商鞅批评的“说者”、“学者”就是来自不同国度的百家游士。在他看来，这些人大多没什么真才实学，还给劳动人民带了个坏头。长此以往，人民都不去安心生产和打仗了，都效法“学者”游说王公大人。一个喜欢空谈而不思实干的国家，根本没法在残酷无情的战国大争之世存活。
需要指出的是，商鞅烦的并不是游士风气，而是对游士资源缺乏有效管理及整合。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就是想多多争取游士，商鞅再烦夸夸其谈的游说者，也不能忽视这个问题。至于他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将在后面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详谈。
结语
对商鞅变法的一个常见误解是——商鞅设计的是反文明反潮流的落后体制，野蛮的秦国是凭借这个落后体制，吞食了代表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山东六国……就实而论，这个论断压根就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不符合春秋战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潮流。
倘若能去掉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好好掂量掂量从春秋到战国的时代剧变，就不难发现——商鞅变法非但没有违背当时的发展潮流，反而是比其它变法更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商鞅指出：“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商君书·开塞》）
不机械照搬旧经验，不阻碍社会的未来发展，是他做顶层设计时的基本要求。所以，他的“强秦奇计”并没有局限于秦孝公一代的要求，而是立足于为秦国帝业奠定基础。若非如此，商鞅变法不会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大分水岭。这个人开创的中央集权制传统不会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