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告诉我，他要开杂志社，我告诉她别做梦，因为这个时代的精神已死，朋友发了两个心碎的表情没有再言语。
我们身处的时代的可悲之处在于，每个人都过得过去，没有什么国仇家恨，没有什么惨绝人寰，只有柴米油盐，每个人的梦想都很实际，在北上广有套房，有老婆有孩子有车子，还有谁在乎信仰吗？还有谁在乎梦想吗，为什么这不是一个文学与艺术最好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值得书写的精神。
我们常常质问为什么我们的文学都去盗墓了，为什么我们的作家都去写穿越了，为什么我们的青春文学除了堕胎，除了为了伟大的爱情在高考的时候少做几道题就已经黔驴技穷了，因为这个时代的现实已经凋敝了。如果我写本小说，一个女孩子形单影只地来到上海，最终在上海成家立业，现实中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听到最常见的励志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本身有文学性可言吗？答案是没有，人家后人看了会说，原来这个时代的励志就是买套房子。
在中国的近代有两个理想主义蓬勃的时代，一个是民国，一个是八十年代，前者战乱迭起，后者百废待兴。
萧红一生流离失所、颠沛流离，最后她说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作为一个作家在冥冥之中，她明白这个时代的痛楚给了她表达的机会。八十年代的中国，从文革的阴影中睁开双目，急切地盼望看清这个世界原本的姿态，那是一个摇滚乐腾飞的时代，那是一个连看自行车棚的民工都在写诗的年代，那是一个叛逆与诗意并存的时代。
一个民族的文学与艺术走向巅峰的时候一定伴随着这个民族最深沉的痛苦，因为当艺术家与文学家失去了这一份痛苦，也就失去了思考生命与现实的紧迫感。有人怀疑《霸王别姬》不是陈凯歌导演的作品，因为从那之后陈导再也没有如此惊世骇俗之作，有一个影评人曾说：“九十年代，我曾经以为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来了，没有想到这个黄金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我相信这一批中国导演曾经赤诚过，他们从文革的黑暗中走来，将压抑了十余年才华与情感喷薄而出，然而最后他们将自己的才情送入了商业的坟墓之中。
时代于文学艺术通常有两种面目，一种面目是狰狞的，他带着黑暗与残忍而来，将现实生活的一切击碎，最终在一片现实的残垣断壁之中一批批理想主义者孤傲地站起，挥起一面被后世称为先锋的旗帜。另一种时代的面目是让人留恋的，他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他悄无声息地化解人们对现实的发抗，对于创作者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失去果腹的食物与过冬的棉袄，而是失去了愤怒的来源。
后记：
这是一篇从聊天记录中整理出来的文字，最后我告诉我的那个朋友：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作家，如果这个梦想实现不了，我希望自己在八十岁时候依然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因为这是我从八岁起就有的梦想。我总是吐槽你的梦想，但是我自己从来都没有从梦中醒来，而且我也不打算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