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越来越和平，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而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置于极端荒谬的民族定位之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从近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被大日和民的舆论忽悠；二是“驱除鞑虏”与“五族共和”得民族主义争论；三是联日拒俄到一致对外召唤抗日旗帜。
一是被大日和民的舆论忽悠。日本对中华满州族的宣传策略之一便是激化满汉矛盾。1894年10月25日日军夺取东北重镇九连城开始，日第一军拟制告示刻意激化满汉矛盾。尤其是对甲午战争的三类定位：一类是讲给西方人听的“文明之战”，将甲午之战定位为日本带领邻国（朝鲜问题）进步，中国却百般阻挠；二类是讲给日本人听的“生存之战”，将进军亚洲大陆说成是为日本民族争取更大的空间；三类是讲给中国人听的“解放之战”，将攻击中国本土涂抹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色彩。显然，日军这样的忽悠政策在当时无疑是有效的。
二是“驱除鞑虏”与“五族共和”得民族主义争论。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便具有双面性。一是以君主立宪为基本诉求的“尊王不攮夷”的君宪民族主义；二是以民族共和为目标的“尊洋攮夷”的共和民族主义。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坚定“攮夷”，高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多次刺杀满州贵权，一时间将所有问题归向满州统治。
梁启超主张立宪，重在“立”而非“破”，他自己同伴们在复杂的现实政治纠葛中，殚精竭虑的思考着复杂的民族问题。
三是联日拒俄到一致对外召唤抗日旗帜。在甲午战争伊始之际，黄种人的内战被定义为“猪尾之战”，由于大清臣民脑后的“猪尾巴”，成为了当时整个黄种人的象征。而最重要的是，所谓的“猪尾之战”最后变成了维护“猪尾”尊严的一场战争。
而让国人似乎没有想到的是，在日俄战争中，清朝虽宣称中立，但从官方到民间到处充满了“联日拒俄”的呼声，甚至于留日学生还组织了抗俄义勇队，回国配合日军作战。当时的国民党挑选数十名精干士官，与日军组成联合侦查队，辅助日军进行作战。这便给了民众一大冲击。而当时孙中山和秋瑾等人听到日军的捷报欢呼雀跃，还有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
而随着甲午之战败的创痛，受到日本的启发，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这样的意识，并成为了召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而被日军所屈使出来的民族主义，最终选择了日本作为最终抗争对象，并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