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的本意绝不是去破坏团结，去当个只会各打五十大板的所谓理中客，而是因为张念教授的这篇访谈让我意识到，
有些事情并不能在求同存异与姐妹情谊这类团结话语下自流放任，在中国女权运动发展的当下，有些事情需要辨明，且亟需也必须辨明。
需指出的是，这只是一个访谈并不能完全代表张念教授的所有观点，因此本文只针对访谈中的观点，而不针对张念教授本人，我也感谢因为这篇访谈能给予我一个机会与女权伙伴们一起探讨中国女权运动的所面临的现状、未来与机遇，去尝试理清这之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我还呼吁中国的女权左派应该作为一支新的力量进入中国女权运动的舞台。
如何超越“行为艺术”：回归物质与文化的辩证
撇开白信一文（之后简称白文）中满屏表意不清的学术辞藻堆砌不论，白文说到底就是一则打着个为女权行动派“出谋划策”的羊头幌子卖着男权毒狗肉的虚假广告。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何白文出来之后，虽然小伙伴们大多一眼看透了白文或是白信这人的本质，却有时感到很难去辩驳白文中提出的对于当下女权主义行动派的质疑——中国女权运动有时会让人有种接近于行为艺术的感觉。
张念教授在这篇新京报的访谈中对该质疑给出的回应方式是——为女权主义的艺术性正名，她说道：“当下中国女权运动的艺术性是正面的积极的，清新健康地展现在在世人面前，她们闪现在街头，制造图像真理，搅动你不曾感受过的麻木神经，开启你感受世界的新系统，警惕身边暴政……这艺术性正好说明女权运动已经在两个方向展开了：一个当下，一个未来”。
然而，我却在这种回应中读出了一丝逃避，她回避去为女权主义运动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正名，这导致了张念教授以及一些女权小伙伴在社会运动议题上的迟疑与软弱，她说道：“女权主义也没有承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我们知道给出这种承诺的一般都是骗子”。然而，问题在于——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都无法离开女权主义，即便女权主义无法承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这种虚弱回应的产生，一方面在于就当前的张念教授自己也很难否认，在某种意义上，当下的女权运动的确更多强调身份与文化认同；而另一方面，也是更关键的原因源于，张教授对待“左右”问题的含糊以及对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忽视。
而如何化解这种虚弱，并将这种虚弱转换为一种新的动力，显然且必须不能是白信这类人开出的回归父权，接受父权道德价值观洗脑的垃圾药方。而在于我们首先必须辩证且动态地去审视当下中国女权运动的过去与现在。这批年轻的女权主义行动者大多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她们最初的行动也的确源于她们对自身以及周边性别不平等现象的觉悟，在与这种不平等抗争的过程中，她们运用自己的智慧与想象力创造了非常丰富的斗争文本以及现实改变，她们引发了社会关注，激发了共鸣，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加入女权主义的阵营。因而在对于这批女权主义者主导的中国当下女权运动的艺术性上，我与张念教授的观点并无差异。然而，对于这种艺术性的未来性，我却抱有一种谨慎的忧虑。如果我们单单只为女权运动的艺术性，或更准确地说，文化性站台，仅仅强调在语言、主体建构方面的突破与改变，这极有可能导致未来女权运动的发展陷入一种自嗨的迷雾之中——在语言、精神分析（例如想象期）以及脱离物质性的主体层面，女权主义主导的一切都革命性颠覆性的东西似乎都变得可以轻易实现。这是非常可怕也必须引起我们警觉的。
导致这种风险的存在是因为，这样的观点忽略了文化与物质（或者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这对关系的密不可分。我们无法脱离物质性去讨论文化性。文化并非一个凭空创造之物，特定文化的产生必然是存在一个特定物质状态，这个“特定”是历史的又是此刻的（或者既是共时的又是历时的）。同样，文化性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影响着物质性。因而，我们脱离当前女权运动所处的政治经济这种物质性去谈文化性，谈文化性的突破，风险极大，只会造成物质性跟不上趟，而在缺乏物质性支撑的文化性层面去谈“新”与“颠覆”不也是一种空谈么？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当下女权运动呢？我认为必须要置于动态过程之中考察，肯定现有运动的正当性的同时也承认现有运动的局限性，但是这种局限性决不能简单归咎于女权主义行动者个体层面的中产特征，这种局限是由当前中国社会所处的物质性决定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局限性预示着未来中国女权运动的发展方向。如我上文所说，这批年轻的女权主义行动派的城市和教育背景使得她们首先关注的着眼点是自身与周遭状况，并由此开展行动，这一过程中相对而言确实对基层的关注是不足的。她们能用也善用女权主义思想去行动，确是一部分受益于她们城市与教育背景带来的“福利”。但是简单将享受福利的错归咎于她们个体，而忽略后社会主义中国在一切以经济发展为先的口号下与实践中是如何加剧城乡的隔离与强化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显然，这显然搞混了谁到底应该为当下女权主义运动的局限性负责更多。而在这种本身社会不公平的状态下，她们的局限性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历史必然。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女权主义者是具有反思与自我批判性，在近几年的华南地区的鞋厂电子厂罢工以及去年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罢工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女权小伙伴们的身影，她们与工友一起参与斗争，用实际行动支持工友；在东莞扫黄时期，也有女权主义行动者关注性工作者的境遇，呼吁取消主要针对性工作者的劳动教养制度；此外，她们也积极参与性少数群体的平权运动中。这足以说明，她们自己也一直在努力地去超越克服自身运动存在的局限性。
但是，如何去克服这种局限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果，我们还处在出现问题再去补救的阶段，这样必然造成了我们行动盲目性与滞后性。在我看来，是时候让我们的女权主义讨论回归到物质性上来谈了，或者更具体的说，我们需要将女权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结合。在这点上我与张念教授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她认为“政治经济学让他们搞”，“他们”在这里，我认为张念教授指的是“男人”。而我认为“政治经济学”领域更需要女权主义的参与，需要女权主义对现有男权控制的“政治经济学”去批判去改造。而且去批判的理论与被批判的理论之间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对立，且不争论麦金农（张念教授提到《迈向女权主义的国家主义》的作者）本身到底就算不算是一个马克思女权主义者，她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有所批判，但她强调的女人的性被异化占有恰恰也是受到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启发，因此，马克思女权主义者对于马克思的批判绝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的，也真的不存在“彻底的女权主义者”或者“彻底的女权主义理论”。而“那本马克思主义者及其领袖有关妇女的言论”，给我们的启示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是错的，而是我们应该让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发挥它更大的效用，为我们提供更强有力的分析框架与行动指南。
性别与阶级的多重视角：砍死“资本-父权”这只双头怪
既然，谈到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去谈阶级。张念教授认为“‘女人’这个整体性的称呼根植于比阶级压迫更古老的性别压迫……因此，阶级论、阶层论不是女权主义的逻辑起点”。我并不否认性别压迫较之于阶级压迫确实历史悠久，然而，性别的“古老”，并不能力证性别的“孤立”。尤其在当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下，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更是紧紧勾连，利用阶级和性别，将妇女以及基层人民的生活推向更加破碎与危机的边缘。张念教授在讨论性别的时候将阶级排除， 而她对于性别的讨论又是放在当今语境之下的，这不显得有些荒谬和不切实际么？当然，张念教授可能会反驳我：“融入共运史还是融入工运史，去勘察一下中国妇女的解放道路，艰辛曲折，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中国女人还上第二次当？”可是，问题就在于，在这样的想象中，性别与阶级的关系仅仅只可能是一方将另一方包含纳入的关系。在我看来，性别革命在（新）民主（阶级）革命失败，并不能推导出将性别与阶级作为两条交错的轴向分析当今社会议题是错误，相反，作为女权主义者更需要是要去反思的是——为何将阶级与性别的关系视作吸收/被纳入的关系是错误的（这是失败给我们的教训，是宝贵的经验！），并且在当下社会中，性别与阶级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一对关系，而不是直接将二者割裂。
那么，阶级与性别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对关系呢？在这里，我将想大家介绍一种女权左派的分析路径与观点。在女权左派看来，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紧紧勾连，并不存在谁将谁收编，它们宛如一只双头怪兽，两个脑袋都不停歇地去吸血，为的是去壮大它的父权制资本主义的肌体。
一方面，性别压迫是具有阶级性质的，换言之，阶级压迫在结构层面加剧了性别压迫。以家务劳动为例，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在公领域的劳动以及产出的价值是被计算的，而在私领域的家务劳动的价值从来没有被统计过。而没有被统计入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劳动并不被视为一种生产劳动，这种价值计算模式使得家务劳动成为一种不可见的社会劳动。日常生活中，家务劳动又常常由妇女承担，视为社会再生产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男性更多承担所谓的社会生产劳动。而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及对劳动价值的计算方式必然导致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劳动以及从事再生产劳动的妇女处于一个次要地位。这种经济上且阶级上的次要地位必然将影响，尤其是那些无产阶级家庭的妇女在家庭这个社会再生产领域中的分配情况。她从事劳动的次要性与她性别的从属性，以及她的家庭收入主要的来源——丈夫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都把她，对比于那些资产阶级的妇女，推向了更多重结构性的压迫，这种压迫既根植于生产领域，又呈现在社会再生产领域，既有性别压迫，又难逃阶级压迫。
另一方面，阶级性是具有性别特征的，即特权阶级利用男/女性别二元划分及其衍生出的强/弱，优/劣文化意涵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贴上不同的标签，最典型的莫过于贬低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所从事劳动的“女性化”。举例而言，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化成为了一个重要社会经济议题，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之下，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化极具正面意涵——女性在社会生产领域占得一席之地，并且还促进了她们主体意识的提升。然而，如果我们已经意识到阶级性所具备的性别特征，我们不禁要问，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化到底是满足了谁的利益，谁又成为了女性化劳动力市场的一员，她又是为何成为的？第三世界国家里无数电子厂、玩具厂、服装厂，这些劳动性密集产业无不挤满了从农村来的年轻女孩，她们被视为有灵活的手指以及女性特有的耐心，因而这类劳动性密集型工作认为是女性化的工作，而女性化的工作并没有给她们真正带来阶级上的晋迁，恰恰相反，而“女性化的劳动”和女性劳动者这一标签却成为了剥削她们压低工资最理直气壮的理由，而资本以及它的所有者资产阶级才是最大的收益者。
诚然，有关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是如何利用性别与资本勾连的两个面向的具体案例分析，远要比我所列举的例子复杂许多，在这需强调的是，面对性别分析的时候我们逃不开对阶级压迫的分析，我们分析资本运作的时候，也要警惕性别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何种作用。另外，我也承认，在微观权力层面，资本主义与父权制这两个脑袋并不是完全按照同一模式运作的时候，它们也会存在冲突与妥协的状态。比如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政治、商业的领袖当然在资本主义的运作中对父权制进行了艰难的反抗。但是这些女性精英的成就很可能是以牺牲资本主义中的妇女为代价的。比如周群飞和被她雇佣的女工们。但这恰恰是为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延迟更久，而非真的平等。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也会给我们有限的空间去减缓受压迫的程度。这个空间的斗争也同样很重要，也更具操作性，以及激发出被压迫者极具想象力的行动，这些都值得我们珍惜与重视。
但是，不砍掉那双头怪兽的脑袋，它不灭亡，真正的平等是无法来到的（当然，我是坚决反对阶级平等与性别平等最终实现的形式都是同一性，阶级是可以平而平等，而性别平等的基础一定基于性别差异。）。它不灭亡，文化性层面的彻底解放的经济、社会、政治权力这一系列物质性的基础是无法实现的。更何况新自由主义如今在文化层面已不知创造出多少种精巧复杂又极具诱惑的方式，若我们不将目光盯紧在压迫关系还易于分析出来的物质性层面，我们极其容易被新自由主义制造出来的离散、破碎、个体化的话语所迷惑，将很快陷入一种麻痹与虚无的状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仅仅需要仅仅注意阶级与性别的压迫，而忽略了种族，情欲等其他各个交互面向的讨论。要特别强调的是，阶级-性别分析法提供不是个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提醒我们在社会的复杂性分析上，但无论有多少种轴向进入，形成怎么样的交互模式，我们不能放弃对霸权方们是如何勾连制造压迫的检视，当然，复杂性也一定会在具体生活实践斗争场域为我们开启更多的斗争手段与方式。
女权主义：从“未来哲学”走向“社会变革”
在这里，女权主义也绝不是要重视结构与物质性层面，而弱化文化性层面。文化性层面开创的丰富斗争文本是开启物质性层面斗争的重要指南，我绝无意割裂二者的团结，只是，物质性层面的结构脉络要比文化性层面清晰，因而，在认清压迫是什么敌人是谁上，显然物质层面的讨论会更加清晰与有效。
回到我们最初的讨论，如何破除或是看待中国女权运动有时会让人有种接近于行为艺术的感觉这一质疑。我想，中国当下女权运动是完全可以由行为艺术作为一个开端，这恰恰说明了中国年轻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开创性，它的成果绝不该被结构性抹杀，但也决不能在行为艺术上就停滞不前。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社会改良型“行为艺术”只是一个手段，我们鼓励各种各种形式的“手段”出现，从各个层面给予父权制资本主义打击，但是，手段毕竟只是社会革命中的一个过程，而对于女权主义者而言，社会革命才是我们终极任务。
不可否认，女权左派在当今女权运动中的声音弱小，也尚未产生特别突出的行动（至少宣称女权左派的行动还鲜有耳闻），并且，她的生存空间还受到来自左派男权分子、右派、以及一些中间派的多重夹击。哦，可别忘记了，还有新自由主义这朵极具迷惑性的大乌云还盖在我们头顶上。但是，它提供的分析框架以及行动指南是基于当下现实产出的，它既肯定了当下女权运动的正当性，又为接下来的女权运动提供了更切合实际的方向与路径。只有这样，女权运动才能真正做到了着眼当下却又不只看脚下，环顾四周却不忘初心。此外，女权左派从未将意识形态文化领域与社会实践层面割裂，她正视了文化与物质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间的互相支持以及共同产出一个全新世界的可能性。在这个基础上，女权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未来哲学，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未来社会变革。
最后，知识往往意味着霸权，这点我相信自己与张念教授定是有所共识的，那么，回到现实实践中，我们是否可将在认识论领域的斗争暂且一放，躬身反思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特权，或许我们此时不就正在心安理得地享用么？！因此，保持自省并坚持与那些“噤声者”共同发声与行动，才是那把能够开启认识论领域的战斗胜利可能性的钥匙，并且这种自省与行动恰恰是拨开当下新自由主义浓厚乌云笼罩见天日更亟需也更具操作性的途径，而这种行动才是给白信那类得便宜卖乖的男权分子最响亮且有力的耳光。于是，此文既是我的自省与坚持，也谨与张念教授和其他女权伙伴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