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鸿章近代海防建设

论李鸿章近代海防建设

作为近代中国政治舞台具有重大影响的李鸿章,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学者对其评述褒贬不一,但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李鸿章对于晚清中国的近代化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试从海军海防战略、建军原则、海军编制、武器装备、国防教育等方面论述了李鸿章为近代海防作出的贡献,对近代海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标签：李鸿章;海防近代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视海洋为天然“长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重陆轻海的国防思想。直至鸦片战争败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方才将防卫视角移向海疆。在近代中国,从国家全局理性的认识并统筹海防,李鸿章是其中的主要领导人和实践者,几乎和当时具有先进知识的中国人一样,李鸿章也是从外国“坚船利炮”的现象上直观的认识到中国的积弱所在,他以一个兵家视角审时度势,逐渐转变观念,将国防重点从对内转向对外,从塞防转向海防,提出了理论主张,进行了实践探索,并主持建立了近代中国最强的海军,为近代海军的诞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对近代海防的近代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提出了海战的战略战术

李鸿章敢于冲破传统军事思想及体制,大胆革新,审时度势,科学判断出近代中国国防战略态势,聚焦海防,构建出近代海防战略的蓝图。

一是科学分析了当时形势。李鸿章的建军方针起于他对时局的认识和判断。在1872 年的奏折中说:“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年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①可以看出,李鸿章已经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变化,看到近代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有了海防意识的萌芽,而且,他还认为海防重于塞防,重海防轻塞防的思想虽有偏颇之处,但反映出李鸿章对西方列强的海上侵略本性和实力有了较清醒的认识。

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三洋布局,海口防御。建立新式海军,用炮艇装备起来,分驻内海港口,在陆军的协同配合下,依靠近海自然优势保卫海防。

三是在组建海军的兵力建设和使用上,实行外海水师与沿海炮台相互为表里,“守定不动”,“挪移泛应 ”。李鸿章以丁日昌的建议为基础,设定外海水师共48艘战船分守三洋海口,其中每洋外购两艘铁甲舰,配以炮舰等其他战船,逐步成军,可御敌于海上。同时,在沿海重要港口建立坚固炮台,购置大威力火炮,购买守口巨炮铁船,形成“水炮台”,并附设水雷,加上精练的陆军配合,形成第二层次的口岸防御兵力。李鸿章说:“今议海防,则必鉴前辙,揣敌情……大要分为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一为挪移泛应之法”②前者是依傍水路炮台和水雷进行防御,后者是用水路配合陆军“随时游击”,“防敌兵沿海登陆”。在这些主张中,体现了其建立外

海水师,运用海上兵力进行机动防御作战的思想成分。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不仅提出了上述各点,1875年,他还直接向慈禧太后进言,将海防建设延伸至开煤矿和铁矿、架电线、修铁路、办学校等方面,说明他已经初步系统认识了海防建设规律,其海防战略思想基本形成体系。其近代化的海军战略战术对我国海军战略学和近代海防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确立了海军的建军原则

萌发创建近代海军,建立近代国防意识之后,在中国究竟要建立怎样一支海军,朝廷内部众说纷纭。身为组建近代海军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鸿章认为,确保一国海防安全的最好办法是建立一支能“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的强大海军③;由于中国的国力、财力不足,整个社会处于“华夷混一”的局面,海岸线又漫长,一时无法建立起这样一支海军。故而,他按照新的治国御敌策略总方针和丁日昌建议的关于建设近代海军的“三洋方针”,为即将筹组的海军确立了一个建军原则——从创建一支防守型海军开始,逐渐向获取主海权为出发点的积极防御型海军过渡,直至最终建成。此后,李鸿章正是按这个原则,把建设海军的全过程分成二个阶段,逐次推进。

第一阶段,1874年至1884年,目标是建设一支防御型海军。在此期间,李鸿章先后从英国购买了八艘蚊子船。这种炮船完全是属于防御型的。正如李鸿章所说:“该船巨炮实足以制铁甲,守护海口最为得力”,确能起到“防守海岸”的作用。随后他建议在“广东、台湾海口至少须各有二只,浙江宁波山东烟台海口至少须各有一只,平时与南北洋现有蚊船互调合操,有事则各防各口,藉杜窥伺”。在李鸿章精心组织、严格督办之下,经过十年努力,一支以蚊船为核心的防守型海军初具规模。该军种分别由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舰队所组成。其中北洋舰队的实力最强,它拥有船舰十三艘,大部分舰只购自外国。

第二阶段,自中法战争结束起,至中日战争爆发前夕。在此期间,海军建设进入由防守型向积极防御型转化的新阶段。对于已建立起来的三支舰队处于“只可巡守各口,不能转战大洋” 的现状,李鸿章是极不满意的。他认为,应尽快使海军建设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早在1879年10月,他向清廷陈奏时说:筹办海防之初,“其时海口一无豫备,赤地新立,只能择要为之”,而今已是“水陆相依,稍壮声势”。接着,他又从“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的角度对当时西洋舰队的实力作了全面剖折,指出:其兵船能在大洋中发起攻战者约有三种——铁甲船、快船、水雷船。其中铁甲船是十九世纪世界海军战舰中威力最强的一种重型舰;快船在海战中,依其“行驶快速”,“既载大炮又能冲锋”特点,可起到“追击敌船而为敌船所不及”,并具备保护铁甲舰不受敌船攻击的性能;水雷船吃水虽浅,但它具有可“带在船上,或隐于大船后”的特长,在海战中,宜于发挥其向敌船发起“冲击”的功能。据此,李鸿章的最后结论是:“非购置铁甲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1880年李鸿章再次奏请朝廷准予购此舰,并说:“有铁甲而各船运用皆灵,无铁甲则各船仅能守口,未足以立海战也”。在取得朝廷允准的前提下,李鸿章立即委托驻德大使李凤苞向德国订造了二艘铁甲舰。考虑到”铁甲舰来华,必有精利快船辅佐巡洋,或作先锋,或作后应,以厚集声势”,李鸿章于1883年向德国续订了一艘穹面钢甲快船。这三艘船舰虽因中法战争的爆发未能及时运到,但清政府却通过这次战争认识到,“陆

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1885年5月,朝廷降旨:“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李鸿章趁机向清廷提出了一个由防守型向积极防御型过渡的海军发展方案。其要点如下:

鉴于中国七省洋面长达万里,“南须兼顾台湾孤岛,北须巡护朝鲜属邦”,故“非有四枝得力水师,万不敷用。北洋合直、东、奉为一枝,南洋苏、浙合为一枝,闽台合为一枝,广东自为一枝”。每枝舰队的兵船配备:“铁甲船两艘、快船四艘,捷报舸两艘、鱼雷艇二十只,运兵船两只”,在此基础上,再“徐图充拓”。各类船舰的标准,“铁甲船当如定远、镇远之式,快船当如济远式,捷报舸则采取英法新式,以每小时能行十八海里者为尚,鱼雷艇须长百尺,每小时能行二十海里者为尚”。这四枝舰队“择南北沿海形胜之地,分驻练泊。”

这个方案充分体现了李鸿章决心建立一支积极防御型的强大海军,获取北起朝鲜南至台湾绵延万里的海上主海权,力争同来犯之敌“决胜海上”,确保国家海疆安宁的思想。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