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价值是什么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

今年是《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我们通常所称的新文化运动即是从《新青年》创刊开始。1920年4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他批评了当时“两种不祥的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重哲学”；这是针对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开首所发出的“科学破产了”的呼喊而发。“一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这是面对《东方杂志》和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而发。陈独秀认为，“各国政治家、资本家固然用科学做了许多罪恶，但这不是科学的罪恶”。“西洋文化我们固然不能满意，但是东方文化我们更是领教了，他的效果人人都是知道的，我们但有一毫一忽羞恶心，也不至以此自夸”。显然，陈独秀既不同意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恶与“科学”并联在一起，也不认同因近代西洋文明存在弊病，而改弦易辙重新复归传统的东方文化。这是陈独秀的态度，也是当时新文化阵营的共识。

1920年4月21日陈独秀在《时事新报》又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一文，他的回答是“爱国救国”。他说：“我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国政府的两种压迫而成的，自然不能说不是爱国运动”。五四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的精神。”陈独秀是从“爱国救国”的角度看待五四运动，强调五四运动的“行动”性质，这与新文化运动侧重精神层面有所区别。

不过，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实际上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或直接参与、或理解支持五四爱国运动。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市民及其他阶层从《新青年》等新文化刊物中获取思想养料，受到新思潮的哺育和鼓舞。因此，人们常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并联在一起，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内部的两种取向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定位，在新文化阵营存在分歧。陈独秀受法国文化影响极大，《新青年》的外文名称就是用的法文。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提出对青年的六大要求：（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提出向西方学习“民主”与“科学”。 他强调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彰显的就是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精神。“近代文明”的三大事件：“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都是法国人率先发动。陈独秀从法国大革命走向“以俄为师”的共产革命，其中的内在逻辑即在于他的革命思想。

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中国人文传统的再生。他向《新青年》同人建议，“我们这个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它就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带着这一目的，胡适提出新思潮的意义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将新文化运动定位为启蒙运动，或是文艺复兴运动，这两种取向在当时并不明显，两种主张的学人并肩作战。只是随着时间的推延和历史的演进，双方的差异才逐渐显现。由此分际，陈独秀与胡适后来才分道扬镳。 拒斥孔教意识形态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反对孔教的立场完全一致。民国初年，康有为及其弟子陈焕章致力于将孔教立为国教，并将此写进宪法。其意在建立孔教意识形态。此举为其它宗教派别所反对，也为坚持思想自由、反对定于一尊的新文化派所抗拒。但破除儒学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并不是自新文化运动始，清末维新运动即对八股取士的制度给予激烈抨击，对韩愈的“原道”学说提出激烈批评。1905年废除科举制，从制度上实际解构儒学的正统地位，确立新教育的发展方向。民国初年，蔡元培制定的新教育宗旨明确取消“尊孔”条款，《大学令》解除经科，新的民国教育制度排除了建立孔教意识形态的可能。陈焕章等人的努力无济于事，说明民国政治文化朝着民主、科学的方向发展已是不可更改的方向。

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批评主要是展现在“礼教”、旧的家庭制度对人的个性束缚这一层面。新文化运动之表现为个性解放运动，一方面得力于破解束缚人性、个性的“礼教”、旧的家庭制度，一方面归功于西方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的介绍。严格来说，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系统清理和研究工作，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尚没有全面展开。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在当时也只获得很小范围的认同。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着没有间断的历史文化传统，儒学在这一历史文化传统中居主干地位。传统历史文化的资源核心部分实在是儒学，对于这一点新文化运动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在破的一方面下力较多，而对承继一方面所做的工作相对较少。 新文化运动的现代启示

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价值在于确立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在于民主、科学。民主作为现代性的要件在民国初年并不为人们广泛认同，许多知识精英面对政局乱象以为中国仍须定于开明专制，不宜于民主共和。这种怀疑长久地存在于中国各个社会阶层。1930年代在《独立评论》还展开过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各种宗教势力为争夺民国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也竞相登场，发出各自的声音。在这种背景下，《新青年》发出对民主、科学的呼喊，当然显得尤为可贵。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成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与对民主、科学的执着，对各种外来思想学说、主义的包容和传输密不可分。由于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大都在日本、在欧

美留过学，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因而他们几乎能将自己认同的西方现代思想理论同步输入中国，这与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相比有很大进步。新文化运动在传播西方近现代思想理论，在力求中西文化的结合这些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新文化运动给我们的启示仍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结合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文化。过去我们存在一种误解，以为继承本国的传统文化与输入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双方存在一种对立而不能两存的关系。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这种矛盾。随着历史渐行渐远，传统文化已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对传统文化我们当然应该珍惜、保存，不必避讳“保守”之名。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文化的背景之下，西方在科学技术、制度设计、精神文化方面仍保持优势，处在前沿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尽量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不必计较“西化”之污。该“保守”的就要保守，该“开放”的就要开放，不必非此即彼。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怕真诚的保守，就怕伪劣的假古董；不怕货真价实的洋货，就怕夹生不熟、未经消化的舶来品。日本作为东方世界现代化的先进，其突出优点即在保护传统与追求“西化”并存。蔡元培先生以其特有的智慧谋求兼容中西文化，以获取新文化的平衡发展。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是新文化的两大源头活水，也是激活我们想象、创造的灵感源泉。